Cannon-Bowers等^{[ 2]}提出了团队共享心智模型的内涵,共享心智模型主要指团队内部成员所持有的能使团队内部成员对团队任务准确解释和期望及协调团队各成员行为的知识结构。Klimoski等^{[ 3]}、Mathieu等^{[ 4]}、王黎萤等^{[ 5]}、白新文等^{[ 6]}、金杨华等^{[ 7]}、吕晓俊^{[ 8]}就团队共享心智模型进行了研究,沿用王黎萤等^{[ 5]}共享心智模型的分类方法,将团队共享心智模型分为任务式共享心智模型和协作式共享心智模型。前者主要侧重评价和强调团队内成员对技术规范重叠或一致性的理解、团队成员对团队目标的共识及对获取资源和领导支持的一致性态度和信念的理解和共识。后者主要侧重评价和强调团队成员对团队内其他成员知识和角色的分布认知、对团队互动模式、渠道的互补认知以及团队内成员对分布或互补知识和信息的态度及信念的相似或相容程度^{[ 5]}。

知识共享是一种在特定环境下进行人际互动的过程^{[ 9]}。集成特定的中国文化背景,杨玉浩等^{[ 10]}探究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员工知识共享行为量表。知识共享行为量表的结构包括共享质量、协同精神和躬行表现。Lin等^{[ 11]}以经典的计划行为理论为切入点,从知识共享态度、知识共享主观规范、知识共享行为控制及知识共享动机来衡量知识共享。King等^{[ 12]}从知识共享频率和知识共享的努力程度来衡量知识共享行为。谢荷锋^{[ 13]}从私人之间知识共享行为、团队或部门利益驱动的知识共享行为、企业利益驱动的知识共享行为三个维度衡量知识共享行为。结合中国具体的文化情境,本文沿用杨玉浩等^{[ 10]}知识共享行为的结构,将知识共享行为分为共享质量、协同精神和躬行表现。

龙飞等^{[ 14]}认为共享心智模型利于形成成熟的知识共享结构,建立共同愿景和共同知识,成员能够运用隐喻、象征性语言表达隐性知识,激发各成员知识共享与形成知识创新战略的直觉与灵感,便于共享隐性知识。协作式共享心智模型和任务式共享心智模型利于团队成员对团队任务和团队目标等方面达成共识,产生一致性理解,深度认知团队成员的角色和互动模式等,共享资源,进行深度沟通、互动和交流,成员之间互动性的沟通和交流可以迅速传递个体成员的想象和创意^{[ 15]},便于知识共享。Hamel^{[ 16]}认为成员之间相互学习和直接互动交流的过程中蕴含大量的隐性知识,共享隐性知识,利于知识的整合化和综合化,并能创造出新的交叉类知识,构建新的知识体系和能力体系,产生及创新新的方法。密切的信息交流和互动利于知识的共享和转移,产生新的知识概念,修正原有的知识原型,利于知识的整合化和综合化^{[ 15]}。团队任务式共享心智模型和协作式共享心智模型为团队成员之间的互信、交流和沟通提供潜在动力和资源,增强团队成员知识共享意愿,Chua等^{[ 17]}认为知识共享意愿是影响知识共享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团队任务式共享心智模型利于团队成员对团队运作模式和任务目标的共同性认知和对知识共享的共同预期,促进成员之间的知识共享;而协作式共享心智模型利于团队内成员对互补或分布知识结构的认知,共同预期知识整合和知识转移,促进成员之间信息的交流和沟通^{[ 18]}。提出假设1:

假设1:团队共享心智模型对知识共享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1a:团队任务式共享心智模型、协作式共享心智模型分别显著影响共享质量。

假设1b:团队任务式共享心智模型、协作式共享心智模型分别显著影响协同精神。

假设1c:团队任务式共享心智模型、协作式共享心智模型分别显著影响躬行表现。

活性知识一般借助管理理念、态度、情感动机、意图等方式对客观事物做出体验^{[ 1]},有效地引导和激发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间的互动^{[ 19, 20]},是促进知识共享的重要变量之一。活性知识是团队成员与成员之间共享信念的具体产物,知识的活性水平越高,越利于激发团队内成员的情感性承诺和情感动机,促进成员彼此之间实施和开展知识共享活动^{[ 1, 21]}。提出假设2:

假设2:知识活性与知识共享之间显著正相关。

假设2a:知识活性与共享质量之间显著正相关。

假设2b:知识活性与协同精神之间显著正相关。

假设2c:知识活性与躬行表现之间显著正相关。

Cannon-Bowers等^{[ 2]}认为团队共享心智模型促进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利于形成一致性的策略。Marks等^{[ 22]}认为共享心智模型利于团队成员之间快速有效地对策略达成一致性理解,增强彼此之间的沟通,协调彼此之间的行为。团队共享心智模型能够增强团队成员之间的和谐沟通,节省因团队成员间人际冲突增加的沟通成本,促使团队内部成员在相关活动中投入更多的心理资源,利于形成联合的共同信念,最终提高团队效能感及团队有效性^{[ 8]}。Klimoski等^{[ 3]}认为团队共享心智模型能够促进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关系承诺及协作,提升团队绩效。共享心智模型中的价值意义结构代表团队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念及精神凝聚力,是决定团队内成员价值取向及目标追求的重要因素,促进对行为及策略的一致性支持。另外,共享心智模型利于形成成熟的知识共享结构,形成共同愿景和共同知识,成员能够运用隐喻、象征性语言表达隐性知识,激发各成员知识共享与形成知识创新战略的直觉与灵感,便于共享隐性知识^{[ 14]}。任务式共享心智模型和协作式共享心智模型促进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和沟通,触发一致性行为,产生一致性策略,共享信念、管理理念、价值观念,提升知识活性水平。提出假设3:

假设3:知识活性为任务式共享心智模型、协作式共享心智模型与知识共享关系间的中介变量。

假设3a:知识活性为任务式共享心智模型、协作式共享心智模型与共享质量关系间的中介变量。

假设3b:知识活性为任务式共享心智模型、协作式共享心智模型与协同精神关系间的中介变量。

假设3c:知识活性为任务式共享心智模型、协作式共享心智模型与躬行表现关系间的中介变量。

内部控制机制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行为控制及结果控制^{[ 23]}。行为控制目的在于培育团队领导和团队成员、团队之间高层次互动和深度交流沟通的团队氛围^{[ 23, 24]},团队领导与团队成员、团队成员之间积极地进行协同创新和联合创新,利于成员对目标的一致性理解,对领导支持、角色定位、互动模式、知识分布等产生清晰的认知,促进团队成员间的情感性承诺,提升知识活性水平。然而,结果控制以员工完成规定的工作量等客观指标测评员工的绩效^{[ 23, 24, 25, 26, 27]},不重视培育和激励员工创新的自主性,不利于团队成员对团队目标的一致性理解,更不利于团队成员对领导支持、角色定位、互动模式、知识分布等产生清晰的认知,削弱彼此之间的协同合作意识,弱化团队成员创新的积极性,降低信念、价值观念等活性知识的互动和沟通频率,导致知识活性水平下降。提出假设4和假设5:

假设4:行为控制分别在任务式共享心智模型、协作式共享心智模型与知识活性正向关系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假设5:结果控制分别在任务式共享心智模型、协作式共享心智模型与知识活性正向关系间起负向调节作用。

本文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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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概念模型

本研究主要探讨内部控制机制、团队共享心智模型、知识活性与知识共享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影响效果,根据相关文献设计调查问卷调查问卷详见本篇论文的网络版本。(李克特七分度量量表),对黑龙江省大中型企业的相关人员进行预调研,在反馈意见的基础上修改和调整问卷题项的措辞和语义,形成最终的问卷。本研究共向制造业的中层管理人员和熟悉知识共享行为、内部控制机制等的团队内部成员投放纸质版问卷和E-mail电子版问卷(主要为E-mail电子版问卷)492份,回收441份,筛选出无效问卷47份,有效问卷共计394份,有效率80.08%。

参考王黎萤等^{[ 5, 18]}、Klimoski等^{[ 3]}、Mathieu等^{[ 4]}、于米^{[ 1]}、杨玉浩等^{[ 10]}、郭海等^{[ 23]}的研究成果,结合研究主题,分别确定团队共享心智模型、知识活性、知识共享、内部控制机制的量表。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表1

表1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变量 Cronbach’s α KMO 因素累积 贡献率 因子载荷 任务式共享心智模型RW 0.904 0.909 57.015% 0.66-0.832 协作式共享心智模型XZ 0.905 0.926 52.381% 0.571-0.786 知识活性KS 0.829 0.796 66.396% 0.782-0.844 知识共享 0.937 0.942 64.208% 0.575-0.796 行为控制XW 0.794 0.677 71.093% 0.779-0.863 结果控制JG 0.818 0.783 58.641% 0.578-0.829

表1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未加入知识活性,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理论假设,经过修正的SEM结果如下:任务式共享心智模型对共享质量、协同精神、躬行表现作用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332、0.138、0.416(p<0.001),协作式共享心智模型对共享质量、协同精神、躬行表现作用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448、0.512、0.413(p<0.001),假设1和假设2成立。加入知识活性,经过修正的SEM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表2

表2 路径系数结果 路径 路径系数 p 是否支持假设 任务式共享心智模型→知识活性 0.26 ** 支持假设 协作式共享心智模型→知识活性 0.48 *** 支持假设 知识活性→共享质量 0.199 ** 支持假设 知识活性→协同精神 0.206 ** 支持假设 知识活性→躬行表现 0.123 * 支持假设 任务式共享心智模型→共享质量 0.209 ** 支持假设 任务式共享心智模型→协同精神 0.02 不显著 不支持假设 任务式共享心智模型→躬行表现 0.332 ** 支持假设 协作式共享心智模型→共享质量 0.434 *** 支持假设 协作式共享心智模型→协同精神 0.429 *** 支持假设 协作式共享心智模型→躬行表现 0.368 *** 支持假设 (注:*p<0.05,** p<0.01,*** p<0.001,以下同。)

表2 路径系数结果

任务式共享心智模型、协作式共享心智模型对知识活性作用的路径系数分别是0.26(p<0.01)和0.48(p<0.001);知识活性对共享质量、协同精神和躬行表现作用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199(p<0.01)、0.206(p<0.01)和0.123(p<0.05);任务式共享心智模型对共享质量、协同精神和躬行表现作用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209(p<0.01)、0.02(p>0.1)和0.332(p<0.01);协作式共享心智模型对共享质量、协同精神和躬行表现作用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434(p<0.001)、0.429(p<0.001)和0.368(p<0.001)。修正后的拟合优度指标都达到标准,均超过了基本条件,具体如表3所示:

表3

表3

表3 修正后的拟合优度指标 指标 拟合值 标准范围 实证拟合情况 χ2/df 2.272 1<χ2/df<3 拟合 NFI 0.956 >0.9 拟合 TLI 0.924 >0.9 拟合 CFI 0.959 >0.9 拟合 RMSEA 0.027 <0.05 拟合

表3 修正后的拟合优度指标

特别指出的是,任务式共享心智模型对协同精神的作用路径系数不显著(p>0.1),任务式共享心智模型对知识活性的作用路径系数显著,知识活性对协同精神的作用路径系数显著,知识活性在任务式共享心智模型与协同精神关系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由上述的作用路径系数及作用路径系数的显著性可以进一步得出,知识活性分别在任务式共享心智模型、协作式共享心智模型与知识共享(共享质量、协同精神和躬行表现)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或完全中介作用。在假设1和假设2基础上,假设3(假设3a、假设3b和假设3c)成立,得到了验证。

针对图1的调节变量,加入控制变量来分析内部控制机制的调节作用,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表4

表4 内部控制机制调节作用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结果 变量 ZS ZS ZS ZS ZS ZS ZS ZS 团队规模 0.031 0.012 0.009 0.022 0.028 0.074 0.009 -0.0125 团队成立时间 0.055 0.085 0.023 0.018 0.094 0.065 0.097 0.103 行业 0.049 0.051 0.059 0.037 0.057 -0.049 0.086 0.014 RW 0.652*** 0.289** 0.32** 0.208** XW 0.04 0.407** 0.017 0.41** XZ 0.717*** 0.388** 0.717*** 0.457*** XW×RW 0.542*** XW×XZ 0.52*** JG×RW -0.663*** JG×XZ -0.401** JG -0.483*** -0.482*** -0.031 -0.282** 调整拟合优度 0.415 0.416 0.509 0.51 0.414 0.417 0.509 0.511

表4 内部控制机制调节作用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结果

表4结果显示,加入内部控制机制后,非标准化回归模型的可调整拟合优度都得到提高,调节变量的非标准化路径系数通过了统计验证。当知识活性为因变量(被解释变量)、行为控制为调节变量、团队任务式共享心智模型和协作式共享心智模型为自变量、行为控制×团队任务式共享心智模型和行为控制×团队协作式共享心智模型为交互项时,交互项行为控制×团队任务式共享心智模型、行为控制×团队协作式共享心智模型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的p<0.05。当知识活性为因变量(被解释变量)、结果控制为调节变量、团队任务式共享心智模型和协作式共享心智模型为自变量、结果控制×团队任务式共享心智模型、结果控制×团队协作式共享心智模型为交互项时,交互项结果控制×团队任务式共享心智模型、结果控制×团队协作式共享心智模型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的p<0.05。假设4和假设5都成立。